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名曌，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 在此须说明的一点是，北宋赵令時《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旻，而非武则天，说他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 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符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关于饮茶的利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人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人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惟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 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功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