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1130-1200年)，字符晦，号晦翁，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居福建。朱熹学问渊博，广注典籍，在哲学上发展了程颢、程颐的思想，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对宋以后的阶级统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朱熹也是一位嗜茶爱茶之人。他自幼在茶乡长大，对“建茶”十分熟悉。后又当过茶官，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更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写《劝农文》，提倡广种茶树。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躬耕茶事，把种茶、采茶当作是讲学、做学问之余的休闲修身之举。 乾道六年(1170年)，他在建阳芦峰之巅云谷，构筑“竹林精舍”(晦庵)，在北岭种植茶圃，取名“茶坂”，亲自耕种、采摘、制作、品饮;并写有《咏武夷茶》、《茶坂》等诗。其中《茶坂》诗云：“携篇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枷趺谢衾枕。”自产自啜，佳茗伴夜读，正可谓是意味深长啊。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于武夷五曲隐屏山麓建“武夷精舍”，四周有茶圃三处，植茶百余株，讲学之余，行吟茶丛。其《咏茶》诗云：“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手自栽。地僻芳菲真自在，谷寒蜂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远山重叠翠成堆。”现在的“武夷名枞”之一的“文公茶”，正是朱熹所植茶树繁衍而成的。 朱熹嗜茶，尤喜茶宴。他与开善寺主持圆悟长老是一对茶中知己，常一起品茗论道。圆悟长老圆寂后，朱熹还专门写诗吊唁：“灶香瀹茗知何处，十二峰前海明月。”朱熹曾两次回祖籍地扫墓，每次他都带去武夷茶，在祖宅里设茶宴招待老家的亲朋故旧。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去建阳东田培村表兄邱子野家赴茶宴，曾赋诗：“茗碗瀹甘寒，温泉试新浴”、“顿觉尘虑空，豁然洗心目。”更具诗情画意的是，在“武夷精舍”旁的五曲溪中流，有“巨石屹然，可以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有凹自然为灶，可以瀹茗”，朱熹常与友人携茶具环坐石上烹茶品茗，吟诗论道，其乐融融。至今石上还留有朱熹手迹：“茶灶”。他的《茶灶》诗云：“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朱熹爱茶，自然不忘将茶与自己的思想融为一体。他以茶穷理，将茶性与中庸的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朱子语类·杂说》中说：“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这是说品茶与求学问一样，在学的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熹还把饮茶与治家联系在一起讨论，认为治家宜严，就像吃酽茶，苦而后甜;如果治家放松，就会像喝淡茶，味如嚼蜡，家人行为会失去娴雅。  宋代福建的龙凤团茶名冠天下，精雕细琢，岁岁入贡。 有人认为建茶身居台阁，珠光宝气，富贵味重，不如草茶闲逸高雅。朱熹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南轩集》曰：'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 武夷茶色泽澄亮，香气馥郁，滋味醇厚，是纯洁、中和、清明之象征，这才是建茶的“理”所在，不论它是否人贡，都是不带富贵气的。至于后来建茶的地位、名声和过分地人工雕琢等，都是“气”的变化。理才是本，气仅为形。建茶处草泽乃是佳品，处台阁亦为名茶。这种品质与儒家的“中庸之为德”是吻合的。 朱熹认为，君子应“素其位而行”，富贵贫贱不能移，要“喻于义”，而不“喻于利”。这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准则。他学问盖世，但并不用于敛财，安贫乐道，廉退可嘉。他“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宋史·本传》说他“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卒与共之”。朱熹正如他所写的茶联：“客来莫嫌茶当酒，山居偏隅竹为邻”，清贫而不失其志。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把追求思想境界当作人生的崇高目标，而茶正是他精神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他在题匾赠诗时，曾用“茶仙”署名，也当是名副其实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