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命的是，善良的“不愿意”并不能抹去别国拿来主义在联合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客观事实。 前一阶段因媒体确认“韩国端午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引起国人哗然一片：“中国端午节怎么让韩国人抢先‘注册’了”。“韩国人不但吃了我们的粽子，还要把中国的节日占为己有。”甚至有人无奈发出了“屈原白白投江”的声音。不过真的让屈原在汨罗江下有知，定然悲叹于“枉送一条生命也”。我认为，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谁之过？ 如今，媒体又爆新闻，在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之后，把中国古乐器“笙”作为韩国“申遗”项目。于是引起中国民乐界强烈不满，并将举办大型“笙”乐会，以泄心中不适。若真韩国把笙“申遗”成功，这将又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再去追究谁之过？ 那么这“笙”为何物？有资料显示：“笙：古老的中国民间乐器，属于簧片乐器族内的吹孔簧，是世界上现存大多数簧片乐器的鼻祖。笙的发音清越、高雅、音乐柔和，具有中国民间色彩，该乐器在中国分布广泛，大致有17簧、21簧和36簧三种规格。多用于合奏以及地方戏曲伴奏。”（《新民晚报》，2007.8.14）。就是这，在中国有着2000多年历史，且发源于中国的“笙”怎么可能成为韩国的“国粹”呢？与“端午祭”一样，实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关于这“笙”，在《全唐诗》第34卷中杨师道的《咏笙》是这样描写的：“短长插凤翼，洪细摹鸾音。能令楚妃叹，复使荆王吟，切切孤竹管，来应云和琴。”而如今，楚妃荆王也将发出感叹：“笙归何家？” 笙归韩国，原因是韩国吹笙之人的全民化程度和保护程度高于中国。不仅如此，风靡亚洲的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向观众展示非凡的“韩医”，其“韩医”的源头便是“中医”。但据媒体讲，韩国有人也在运作“申遗”项目。 由此我在想，如果日本、韩国再把中国传承过去的“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作为“申遗”项目又该如何应对？这绝非是危言耸听，只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往往是你越认为不在乎或不可能的事，人家会把它当宝贝一样慢慢来操作。过去我们始终认为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并且也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话来自我安慰，甚至有人认为我们该有气度，中国文化可“申遗”的项目多着呢……但话要说回来，如果把中国文化都“精深”到别的国家，这岂不正好证明我们的文化唯“博大”而不“精深”吗？而恰恰是“申遗”的文化项目，体现的正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精深”程度。如果日本和韩国真的把有着五千年的中国茶文化搬过去“申遗”，那么我们还有何脸面再言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何脸面来面对我们的祖先神农氏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当世界惊叹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怎么也惊叹不起来。文化学者余秋雨对此现象痛心道：“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于人家，而在于我们自己。” 反过来看，当我们感叹于日本、韩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时，却更感叹于日、韩两国在经济领域以外创造的一个奇迹——就是这样两个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国家，创造了让大众非常惊讶的文化成果。尤其像“韩流”（看韩剧、哈韩星、吃韩料、开韩车）文化现象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现象。 中国每年从日、韩两国进口不少电视作品，我们不评论这些电视作品的质量高低（就好比不评论中、韩从事“笙”乐的演奏者水平高低，以及中、日、韩之间茶道、茶艺、茶礼的起点高低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文化的宣传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其结果就是，即使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也能被日、韩电视剧痴迷到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工作时间；反观中国，有哪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电视作品让日、韩两国人痴迷到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工作时间（世界上大概只有“世界杯”和“奥运会”能享此待遇）。“日流”、“韩流”两国文化可以在中国媒体版面上大放异彩，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只能在媒体的平面上作为插空式“补丁”。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形，给我们带来太多太多的思考。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源头，但“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却已影响到全世界，就连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位时曾邀“日本茶道”宗师千玄室作客联合国总部，给联合国各国的官员演讲日本茶道“四规”的和、敬、清、寂思想，以此来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之后千玄室又作客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栏目，大谈特谈日本茶道；而“韩国茶礼”在韩国则作为重要保护项目进行推广，不但全民参与性强，而且每年都开展各种“茶礼”仪式，并派大量人来中国祭拜茶祖。 众所周知，中国茶文化是集儒、释、道三教文化精髓于一身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佛家的淡泊节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倡导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五千年的中国茶文化是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同步登场，同步亮相。而“日本茶道”的背景是从中国传入过去的禅宗，其核心就是“禅”。最初在唐朝由日本最澄法师和永忠和尚到中国携茶种根植于日本，而后由日本的村田珠光禅师开创了日本茶道，并汲取儒道思想养分，再把中国黄梅五祖山松涛庵的“和、敬、清、寂”茶道宗旨作为日本茶道“四规”精神。韩国茶礼的形成是因为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后来韩国佛门草衣禅师张意恂把儒家中庸思想引入朝鲜的茶礼中，以“中正”精神形成了“茗禅”，之后又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敬、和、乐”四个字和中国“以茶礼仁”思想，造就了“韩国茶礼”。无任是“日本茶道”中的“和、敬、清、寂”还是“韩国茶礼”中的“清、敬、和、乐”思想，其根源出中国。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恰恰是这些思想，却加快了两国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推动了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日本茶道”、“韩国茶礼”、“中国茶艺”，虽各有指向，根源相一，要皆不出儒、释、道，均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根本性问题，作为联合国文化组织从各国选择“世界文化遗产”标准，不仅仅在于考量“发源地”，更在于“现存项目的保护程度”。正如上海市文广局调研员刘晓南所言：“韩国之所以能把‘端午祭’成功‘申遗’，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仪式的保护程度远远超过中国——除了吃粽子，我们中国人的端午节还有什么仪式化的、全民化的纪念活动？”（同上）。以此标准，“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作为“申遗”项目无疑是完备的。仅其在世界的知名度不说，而日、韩两国的茶道组织就有上千个。如果按照“申遗”人口比例计算，韩国4600万人口中和中国13亿人口中同样有1000万人参与礼茶、祭茶、茶文化研讨、茶文化保护活动，从影响力角度来看，韩国的影响无疑比中国要大，日本更是如此。 我认为，从目前韩国两次“申遗”情况看，极有了能将“韩国茶礼”作为“申遗”的第三步乃至第四步，而“日本茶道”呢，说不定正在“悄悄地进城，打枪地不要”。 中国茶道在唐代就已确立。唐代诗僧皎然的一句“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是中国六千多首茶诗中首开“茶道”先河。同样在唐代，河北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说：“……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相对茶道而言，茶和艺的结合同样产生在唐代，陆羽《茶经》中就有“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宋代陶谷《茗荈录》就有“茶还通神之艺也”和北宋陈师道《茶经·序》中的“茶之为艺”之说。无论是中国茶文化中的灵魂——茶道，还是中国茶文化的重点——茶艺，都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同时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既相互融合又各自形成自己的体系。前者从精神高度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人们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之道，是谓精神准则；后者从中国历代泡好茶的技巧和艺术形式进行完美的展示，也是五十六个民族茶俗的精炼。是从事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是谓行为准则。在中国现存文化体系中的“茶道”和“茶艺”这两个项目，虽然在学科建设中还存一些问题，但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标准来说已足足有余。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河北、重庆、兰州、杭州、福建等每年均有固定形式的国际茶文化活动。而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有着世界茶文化“奥林匹克”之称国际性活动每两年分别在不同的城市举行。这样的保护程度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茶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一个“和”字，而“和”字又是中国茶道、茶艺的最高原则。中国茶人历来主张茶道与茶艺的结合乃是艺中有道，道中有艺，追求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 “茶道”、“茶艺”、“茶礼”三足鼎立。谁先“申遗”？从中国文化在韩国“申遗”成功的个案来看，中国茶道和茶艺，日本茶道，韩国茶礼等现存项目保护程度以及与之相关活动情况而言，都有资格进行“申遗”。虽然中国在近十年（主要是民间社会团体）对其文化弘扬和传承方向（保护程度）要棋高一筹。问题是从现在开始，在“申遗”问题上，谁又能为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做点实事呢。 眼下，中国“茶道”和“茶艺”这两个各成体系的项目，究竟以哪一项进行“申遗”，或是打破常规两者合一呢？有人认为，“茶道”一词已被日本先用了，当初为示区别不得不才叫“茶艺”，只能用“中国茶艺”作为“申遗”项目了。但我认为，“茶道”根在中国，虽日本专美于先，但对“申遗”而言，完全不受影响。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魄力和勇气把本该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茶道”夺回来。这就需要我们茶界有一个共识，在此无须赘言。 中国文化成为韩国“申遗”项目，我们生点“气”，可以理解，也不能说是坏事。不过，光生气是不够，文化强者贵在争“气”和奋斗，一味生气则是弱者的特征。我们要下功夫把生气的“气”换成志气和争气的“气”。受辱而不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终使我们自己的文化包括“茶道”和“茶艺”也“牛”起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必须通过科学发展观，大力增加对中国茶道或茶艺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工作，类似像别国“注册”中国文化的遗憾局面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