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学认为，酒，其性主热，其味有甘有辛，有苦有淡。《灵枢.论勇》道：“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剽悍。”又指出酒的剽悍之特性，因此，若少量饮酒，可以“和气行血，壮神御寒，消愁遣兴”，有益于身体，故酒既是一种饮品也是一味中药。但若过量饮酒，酒就会摇身一变成为“酒邪”，积蕴成“酒毒”损伤机体。 历代关于酒邪致病有诸多著作和论述。关于酒邪的致病特点，金代李东垣在其著作中有立专篇论述，如《内外伤辨惑论.下篇.论酒客病》云:“夫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其弟子罗天益对此也有深刻见解，如他在《卫生宝鉴.饮伤脾胃》中说:“酒味苦甘辛,火热有毒……久饮伤神损寿。若耽嗜过度,其酷烈之性忧于外,沈注之体,淹滞于中,百脉沸腾,七神迷乱,过伤之毒一发,耗真之病百生。”由此可见，酒邪致病特点之一为：酒性大热为阳邪，辛散宣通，可使“精神侵昏”，扰乱神志。 此外，酒邪作为一种湿热毒邪，这一观念自明代开始逐渐得以确立。如明.万全在其著作《万氏家传点点经》中云:“酒毒湿热非常,肆意痛饮,脏腑受害,病发不一。”明.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叙述其可以“伤神耗血，损胃之精，生痰动火。”故酒邪致病的特点之二是，酒为湿热毒邪，易耗气伤阴，化火生痰。 另外，酒邪致病，证见多端，病候非一。酒邪初伤脾胃，如《景岳全书.饮食》云:“凡饮酒致伤者……以酒湿伤脾，致生痰逆呕吐，胸膈痞满,饮食减少。”因酒毒湿热蕴结中焦，则脾土壅滞,土壅木郁,肝失条达,络脉失和,气机不畅,渐则气滞血瘀,气、血、痰与酒毒湿热相互搏结,凝结成块,停滞于胁腹之下则为酒癖。另外,嗜酒过度,湿热郁蒸,胆液不循常道,胆热液溢,浸淫肌肤而又可发为酒疸。 关于酒病的治疗，当以金元时期的医家李东垣为代表，李东垣非常重视酒病的研究，其著作《内外伤辨惑论.下篇.论酒客病》中说道：“夫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此最妙法也。其次莫如利小便，二者乃上下分消其湿，何酒病之有。”其创立的“上下分消”理论，对指导后世治疗酒病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其创立的葛花解醒汤也成为著名的解酒专方。 葛花解醒汤即是以葛花为君药。葛花与枳椇子均具有解酒毒的功效，梁代陶弘景《本草集注》最早记载葛花“主消酒”，枳椇子的解酒功效则最早记载于唐代的《新修本草》，其十四卷记载枳椇子：“味甘，平，无毒......陆机云：一名木蜜，其木皮，温，无毒。主五痔，和五脏。以木为屋，屋中酒则味薄。”。现代研究亦表明，葛花与枳椇子中均含有黄酮类等活性成分，二者的解酒机制相似，均是通过降低机体对乙醇的吸收，提升乙醇的代谢速率，降低血中乙醇浓度达到解酒的效果。 但因为葛花出现地比枳椇子早，因此在历代医家在选用解酒药时常以葛花为首选，但至明代以后，常有葛花与枳椇子并用的记载，甚至有枳椇子的解酒效果优于葛花的记载，如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二十五卷谷部记载：“酒性上而咸润下也。又畏枳椇、葛花......”清代汪昂《医方集解》中记载：“湿热之毒积于肠胃，葛花独入阳明，令湿热从肌肉而解......或曰葛花解酒而发散，不如枳椇。”那么，将葛花与枳椇子二者合用，是否能够达到增强消解酒毒的效果呢？ 从中医理论角度来讲，葛花性发散宣通，入阳明，可使湿热之邪从肌表而散，枳椇子甘淡渗湿，使湿热之邪从小便而下，一从肌表宣散，一从小便而下，上下分消使湿热之邪排出体外，与李东垣的“上下分消”理论基本一致。 而现代临床研究也表明，葛花与枳椇子联合使用比单用效果要好，如有研究表明葛花解醒汤和葛花解醒汤加枳椇子方均具有降低乙醇中毒小鼠血液乙醇的含量，提高肝脏乙醇脱氢酶的活性，增强肝脏对乙醇的生物转化功能，达到解醉的作用，但葛花解醒汤加枳椇子方比葛花解醒汤有更强的抗乙醇中毒的作用。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都可以证明，葛花与枳椇子合用确实可以增强解酒毒的功效，但具体的比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葛花与枳椇子均无毒，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若有过量饮酒导致醉酒的情况我们可以取适量葛花加枳椇子煮成解酒汤，可以加快乙醇的代谢速率，防止酒精在体内蕴积有害健康。 当然，除了葛花和枳椇子之外，还有一部分其他中药也被证明具有解酒的功效，如五味子，近年来对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表明，五味子及其主要成分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主要表现在保肝作用，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免疫调节作用，抗衰老等方面。此外，还有高良姜、远志、橄榄等药物也有一定的解酒作用。  |
